喇嘛網 日期:2010/01/09 23:55:16 NPO  編輯部 報導

中國提倡民族主義很危險

  • 2010-01-09 旺報 【記者盧葦/整理】

 

     評論解讀近年來大陸民族主義再起,引發智者擔憂。大陸著名學者李澤厚、劉再復日前就中國的民族主義起源、發展,以及現階段民族主義的表現,進行了一番深入對談。

     劉再復(以下稱劉):近年來,民族主義再起。我最近覺得大講民族主義是不對頭的,甚至會很危險。

     民族主義概念複雜

     李澤厚(以下稱李):「民族」這個概念本來就相當含混。僅「民族如何形成」就是個麻煩問題,例如說「中國人」,這是種族概念還是文化概念?「中華民族」是什麼意思?「民族」是以種族為主來界定,還是以文化、宗教、地域、語言、風貌、生活方式來界定?所有這些問題都不清楚。「民族」如此,「民族主義」更是如此了。提倡一個並不清楚的東西,我看是相當危險的。

     反對濫用民族主義

     劉:「民族主義」的概念更是含混。中國本來只有天下意識,沒有「民族—國家」意識。到了近代,受西方學說影響和戰爭失敗的衝擊,才形成「民族—國家」意識,但什麼是民族,什麼是國家,也含混不清。

     李:我反對民族主義一詞的濫用,包括反對所謂「文化民族主義」之類的用語和說法。我認為民族主義是一個嚴格的政治學和政治思想史的概念,它與近代西歐「民族國家」(nation-state)的興起有關,不能隨便亂用。

     劉:中國的「民族—國家」意識是甲午戰爭失敗之後才真正覺醒,但那時的民族意識首先是反抗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義憤,其實質是對民族尊嚴與國家主權的護衛。如果說這是民族主義,那也必須嚴謹地說,這是一種為了保護本國本族利益而維護「民族—國家」尊嚴與主權的民族主義。也就是說,民族主義這一概念只是在非常有限的、特定的歷史時間中和特定的意義上才能起積極作用。若是越過有限的時間和特定意義而加以普遍化,形成一種國家的普遍原則,就很危險。

     變成大國沙文主義

     李:民族主義的危險就是對外容易變成大國沙文主義,對內則容易引起不同民族之間的紛爭,同時也容易以民族、國家的名義來壓制個人的自由、獨立、人權。

     應從世界一體化的角度來看民族主義。所謂「世界一體化」,就是注意從世界發展的總趨勢來考察和評價民族主義。

     劉:西歐與東歐巴爾幹地區所展示的兩種方向,正是我們探討民族主義問題最好的例證。一是把人類的生存、發展、福利放在首位,並為此從根本上打破民族、地域、宗教的界限;一是為了民族、宗教、地域而不惜犧牲人的生存、發展、福利。這兩個例證給我們重要的啟示,即經濟確實是個「本」,是「吃飯哲學」——人們要求改善和提高物質生活的共同要求,確實可以消解民族的隔閡甚至仇恨。是什麼促使西歐這些不同的民族國家走到一起?不是政治,而是經濟;不是意識形態原則,而是利益原則。

     民族主義開始盛行

     李:現在中國的民族主義又盛行起來了,一些年輕人更為激動,他們模仿日本的一本書名,說「中國可以說『不』」。這些做法不僅頗為情緒化,而且擺出一副要打架的恐嚇架式,實在相當低級。今天簡單地說「不」,容易流為某種危險的民族主義的道德原則、意識形態原則,煽動群體情緒,卻在根本上損害了中華民族的利益。

     孫中山的民族主義

     劉:汪榮祖先生把民族主義視為「支柱」,也即視為「本」,可能不妥。但他注意到中華民族完全不同的時代要求、民族要求則是正確的。我曾想寫篇文章《從反帝救亡的時代到民族自我調整時代》,側重於講從「外」到「內」的轉變:今天中華民族的生活重心,應當從外部對抗帝國主義轉向內部民族國家的自我調整和自我建設。這種調整包括大陸與台灣、香港的關係,包括大陸內部各民族之間的關係,包括中華文化範圍內不同政治派別、不同意識形態派別和不同利益集團的關係。

     李:過去我在談孫中山的時候,也論及他所提倡的民族主義內涵的轉變。辛亥革命前,孫的民族主義主要集中在「反滿」革命上,所謂「驅除韃虜,恢復中華」。其後,他的民族主義的重心轉向「反帝」,。孫中山在中華民國建立後,就把民族主義的中心轉到建設上來,提出詳細的「實業計畫」,希望能成功地建設一個強大的祖國。民族主義可以裝進各種內容,孫中山能及時把民族主義重心移到經濟建設上來,是聰明而負責任的。

     劉:孫中山的文化心理畢竟比較健康。他作為一個偉大的革命家及愛國者,敢於「反帝」,但並沒有義和團式的盲目仇外情緒。「五四」時期,魯迅就一再批評中國人對待外國人的病態心理:要麼把外國人當聖上,要麼把外國人當惡魔。一會兒是賈桂心態,在外國「聖上」面前膝蓋發軟,站立不起來;一會兒是義和團心態,一律砍殺過去。

     大陸改革開放後,這兩種病態心理在某些特定場合、特定情景下又凸顯出來,在文化界也有所蔓延。要麼是盲目崇拜西方,學到一點西方的知識皮毛就自以為了不起,凡是西方的所作所為都說「是」;要麼是盲目仇視西方,不管啟蒙理性還是科學理性,都視為「帝國主義話語」,一律說「不」。這兩種心態都非常簡單粗鄙,都缺少理性,但都有市場。

     李:民族主義不僅是一個政治、意識形態問題,也與文化心理相關。前不久讀余英時先生的文章,他所引述的社會學家格林菲德的「羨憎交織」的心情,真是入木三分。羨慕和憎恨互相交織,確實是落後國家很典型的文化心理現象。羨慕心態占上風時盲目崇洋;憎恨心態占上風時盲目排外。這甚至也表現在當前中國大陸的學術界:一方面是拾洋人之唾餘,亦步亦趨,徹底打倒傳統,公然說讓中國做三百年殖民地也無妨;另一方面是國粹第一,大反西方主義,大講要用中國文明拯救世界。如此種種,真是令人哭笑不得。所以,我主張要研究文化心理結構問題。

     (摘錄自《同舟共進》2009年第12期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