玄奘與佛典翻譯
唐代佛教的發展,使譯經活動也受到格外重視。唐代的佛經翻譯,實際上集中在貞觀至貞元這段時期,即從西元627年至805年。比之前代,這一階段的佛經翻譯事業達到了峰頂。其特點是:主譯者以本國僧人為多,他們都精通梵漢,深曉佛理;譯經的計劃性更強,節譯選譯者極少,往往翻譯全集,如《大般若經》一部就有六百卷之多。所譯佛經,在忠實原著方面,大大超過了前代。
   玄奘就是這個時期首屈一指的翻譯大家。玄奘於貞觀三年(西元629年)出國,貞觀十九年(西元645年)回到長安譯經,于麟德元年(西元664年)去世。
   玄奘(600—664),本姓陳,名褘,洛州緱氏(今河南偃師緱氏鎮)人。少時隨二兄長捷法師住寺院,13歲也在洛陽出家,21歲受具足戒。後遍游長安、成都、荊州、相州、越州、趙州等地,向名學者學習《大般涅槃經》、《攝大乘論》、《雜阿毗曇心論》、《成實論》、《俱舍論》經論,感到“所說紛紜,難得定論”。當時國內所傳唯識系統的經論很不完備,“先賢之所不決,今哲之所共疑”的問題就有百餘條之多。遂決定西行探求佛本法源,求真義,釋所惑,“廣彼前聞,開茲後學”。他歷經艱險,四年後才到達北天竺那爛陀寺。
   在那裏,他除學習瑜珈行的學說外,還兼學中觀以及小乘各部的毗曇、因明(邏輯)、聲明(文字音韻)等等。貞觀19年(西元645年)返抵長安,所帶梵文經典共657部,其中大乘經224部,大乘論192部,還有上座部經律論15部,大眾部經律論15部,彌沙塞部經律論22部,迦葉臂耶部經律論17部,法密部經律論42部,說一切有部經律論67部,因明論36部,聲論13部,收羅的數量之多,種類之富,實為前所未有。唐太宗勸他還俗做官,他不願意,表示決心獻身譯經事業,19年中共譯經論75部,1335卷,1300多萬字。這個數字,比其他三大譯師鳩摩羅什、真諦、不空所譯卷數的總和還多600餘卷,占唐代新譯佛經總卷數的一半以上。他提出”既須求真,又須喻俗”的翻譯思想,意即翻譯既須忠實于原文,又要便於讀者解讀.為求得文和義切合原作,譯品文從字順,他不拘泥於直譯或意譯,儘量避免梵文化的漢文。他運用六朝以來偶正奇變的文體,參酌梵文鎖連環的方式,形成一種“精嚴凝重”的翻譯文體, 用來表達特別注重結構的瑜伽學說,“恰恰調和”,在中國文學史上頗具特色,他的譯品達到了極高的水準,超出了前人之所譯,世稱“新譯”。
   玄奘還將《老子》、《大乘起信論》等論著譯成梵文,傳到印度,推動了中印文化交流事業的發展。
   關於玄奘的譯經,道宣有過這樣的評價:“自前代以來,所譯經教,初從梵語倒寫本文,次乃回之,順同此俗,然後筆人觀理文句,中間增損,多墜前言。今所翻傳,都由奘旨,意思獨斷,出語成章,詞人隨寫,即可披玩”[1]。就是說,向來的譯經程式,先按梵文語法結構直翻成漢文,再將其改從漢語語法,最後筆人修整文句,中間或增或減,多失原意。玄奘則不然,他精曉梵語,深通佛理,漢文程度又好,“覽文如己,轉音猶響”[2],譯時出口成章,只要記錄下來就行了。從玄奘的譯文的形式來看,“比較起羅什那樣修飾自由的文體來覺得太質”,“比較法護、義淨所譯那樣樸拙的作品又覺得很文”,“同樣,玄奘的翻譯較之羅什的只存大意可說是直譯,但比較義淨那樣詰屈聱牙倒又近乎意譯。”然而,文與質並無一定的標準,直譯和意譯也難作截然的區別。若就翻譯貴能達意而言,玄奘的譯文是成功的。呂澂指出,論玄奘的翻譯,僅稱道其譯文形式上的種種優點,還不足以盡其實在。“他的翻譯最擅勝的地方,在由於學力的深厚,和對於華梵語文的通徹,所以能夠自在運用文字來融化了原本所說的義理,藉以發揮他自己信奉的一家之言。換句話說,就是玄奘能很熟練而巧妙地拿一家之言來貫通原本,甚至改動原本。這樣事實在從前沒有梵文原典的對照是看不出來的”。玄奘對以前的舊譯本,凡錯誤艱澀,不易曉讀,或“中間增損,多墜前言(有失原意)”[3]者,都一一予以重譯。
   在實踐的基礎上,玄奘對翻譯理論及技巧也作出了貢獻,至今還被翻譯界運用。關於佛典翻譯中的音譯與意譯,他提出了有名的“五不翻”的原則。所謂“五不翻”,指有五種情況需要譯音而不能譯意。即:
   一、秘密故,如“陀羅尼”;
   二、含多義故,如“薄伽”,梵具六義;
   三、無此故,如“閻浮”樹,中夏實無此木;
   四、順古故,如“阿耨菩提”,非不可翻,而摩騰以來,常存梵音;
   五、生善故,如“般若”尊重,“智慧”輕淺。
   此外,他在翻譯中還靈活熟練地運用了不同的翻譯技巧,如代詞回譯成名詞、複合詞意譯並轉變結構、增益、刪略、變更詞序、假借等等,至今還為譯界所用。
   可見,玄奘的譯文品質很高,非常熟練地運用各種翻譯技巧,達到形式與內容的高度統一,所譯佛典,漢梵吻合無間,堪稱譯經極軌。其所以能如此,“是把原文讀熟了、嚼爛了,然後用適當的漢文表達出來”。在翻譯實踐中,理解是表達的前提,玄奘經常“三更暫眠,五更複起”,坐在燈下圈點第二天要譯的經論,可見在理解上是下了很大功夫的。
   玄奘的工作態度,既勤懇又認真。據《慈恩三藏傳》說:“師自永徽改元後,專務翻譯,無棄寸陰。每日自立程課。若晝有不完,必兼夜以續,遇乙以後(到可以用筆注明停止記號時),方乃停筆。”他每天制定工作日程,不浪費一分一秒的時間,白天的工作未完,一定要在夜間作畢。他不贊成節譯的偷懶方法,《大般若經》梵文多達二十萬頌,他譯時體弱多病,弟子勸他節譯,他不同意,堅持一字不遺地譯完。在翻譯過程中,他還注意不同版本的校勘工作,如譯《大般若經》時用了三種梵本互相參校。在選擇翻譯材料方面,他對佛教各流派的經典採取兼收並蓄的態度。全部佛學,共分六科,即毗曇、因明、般若、戒律、中觀和瑜伽。這六科經典,玄奘都有傳譯。
   我國的佛經翻譯,到了玄奘可說已登峰造極。他死時,唐高宗曾惋惜地認為是失去了國寶。柏樂天說,玄奘“是有史以來翻譯家中的第一人,他的業績將永遠被世界的人們記憶著。”[4]

[注釋]
   [1] [唐]道宣:《續高僧傳》。
   [2] [唐]玄奘、辯機著,季羨林校注:《大唐西域記》,中華書局,1985年版。
   [3] 馬祖毅著:《中國翻譯簡史? “五四”以前部分》,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,1998年版。
   [4] 柏樂天:《偉大的翻譯家玄奘》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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