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共資金的投資科學研究，是上世紀二次戰後蓬勃而起，近年民間經費支持科研趨勢日增，亦應注意其負面影響。

【文／知識通訊評論；本文為二○一二年一月十九日《自然》雜誌專文。作者艾比榭（Patrick Aebischer）為瑞士洛桑聯邦科技研究院院長】

公共資金的投資科學研究，是上世紀二次戰後蓬勃而起，近年民間經費支持科研趨勢日增，亦應注意其負面影響。

由於大專院校來自公務機構的經費不斷萎縮，民間及慈善團體日益受到要求，以財務支持學術研究。這些經費雖然受到歡迎，但慈善單位與基金會鮮少負擔實驗室營運所有費用，只著重於支持科研計畫，卻忽視了建築工程、維護、水電費、人員薪資等開銷。因此大學應讓捐款人意識到研究的真實成本，並確保經費來源均衡，才可避免研究方向有所偏頗。

自十九世紀起，民間基金會即是科學贊助要角，舉例來說，一九四○年代中期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開始撥款給外來研究之前，美國超過四分之一的醫學研究財源，都是向慈善組織籌措，後來官方預算擴張，基金會與慈善團體占經費比例逐年下滑，到二○○七年已低於百分之四。

後來情勢翻轉，受到比爾蓋茲等富豪個人作為影響，非營利組織的貢獻比例全球都在提高，慈善組織目前平均占歐洲研究經費約百分之六點五，多數歐洲國家比例約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四，英國則近百分之十，我所任職的瑞士洛桑聯邦科技研究院，過去十年間民間贊助比例增加了三倍，從百分之三增至百分之九。

生物醫學獲益最多，英國情況尤其顯著，包括惠康信託在內，二○○九年英國生醫研究經費中慈善團體占了四成。

相較於財務貢獻比例，民間機構對研究方向卻有極大的影響力，因為民間經費決行速度較快，對於亟需填補經費缺口的主持研究員幫助很大，可是如此挹注的經費，卻可能讓整體研究轉往單一方向。

為了確保成果、達成目標，慈善團體大多不願投資長期研究計畫，只專注於符合組織宗旨的狹隘研究內容，由於「慈善創投」在一九九○年代蓬勃發展，受到企業家個人的偏好影響，幾項研究速度加快許多，包括愛滋病、瘧疾與肺結核等傳染病、癌症、以及如帕金森氏症等神經退化性疾病。

慈善機構經表明，所有投資金額都必須用於尋找解藥，故不願花費於大學管理成本之中，換言之，各個學術機構若有許多民間贊助計畫，等於因成功而受罰，為了支付更高的研究設備成本，大學可能得壓縮教育資源，或削減慈善資助較少，如物理、化學、工程等的「昂貴學科」，。

民間團體不應挾持大學資源，應該負擔維持研究機構永續的部分開銷，故各大學應計算研究活動的所有成本，讓外界瞭解，才能使研究容易開展，因為多數慈善單位均為跨國運作，這些管理成本應有世界統一標準。

美國等部分國家已在進行相關會計工作，但歐洲多數為公立大學，故對於管理成本概念並不熟悉，不過因應歐洲獎助制度的要求，部分歐洲學校也開始計算各項費用。

管理成本依領域與國家有別。美國有些大學將主要研究員薪資也包含其中，故管理成本介於獎助金的四成至七成之間，不過歐洲的管理經費通常偏低，例如在二○○八年，瑞士國會同意補助各大學管理成本，每項獲瑞士國家科學基金會審查通過的專案，可將一成獎助金用於人事管理開銷；「第七架構計畫」與「歐洲研究委員會」則明定，管理成本最高不得超過獎助金的兩成，這個比例明顯不足，應該提高。

大學也該管理各項贊助來源，採用透明的成本會計機制，負責募款的人士也應將管理成本考量在內，學術機構也必須避免挪用教育資源至研究上。

不過追根究柢，大學也不該仰賴短期經費，支付設備、教職員薪資等基礎費用，若要長期生存，就得維持合理的政府經費比例，大學同時肩負教育與長期基礎研究職責，慈善單位則追求解決目前問題，真正的夥伴關係不該厚此薄彼，而是要兼顧並進。

【完整內容請見《知識通訊評論月刊》112期；訂閱知識通訊評論月刊電子版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