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哥本哈根協議」中雖然未訂出未來已開發國家具體的減量目標，亦未明確指出二○二○年、二○五○年全球應落實之減量目標，然而，後京都議定書的共識已逐漸形成中，象徵「低碳經濟」時代的來臨。各國均以推動「綠色新政」為新一階段溫室氣體減量、力抗地球暖化的主要因應策略，並積極發展綠色能源科技與低碳產品，以帶動綠色成長，成功邁向低碳社會。

    　台灣並非《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》的簽約國，無法參與這次哥本哈根氣候變遷會議，但與世界各國同處於地球村裡，自然無法置身於全球暖化之事外，而須與其他國家一同面對當前人類面臨最大且共同的挑戰。遺憾的是，台灣近幾年來，受到國際外交邊緣化的影響，國家領導人沒有機會參與這類國際重大議題的協商及談判，因而對全球暖化、氣候變遷等相關議題較為陌生。

    　反觀其他參與國家，高階領導人親身參與會議後更感受到暖化的震撼教育，而將全球暖化之因應策略視為自身的責任，把氣候變遷的議題拉抬至國家安全與發展的高度。期待我國領導人能重視二十一世紀人類面臨最大且共同的挑戰，深入了解相關議題後，將政策提升至國家安全層級，積極主導我國氣候變遷政策，擘畫台灣邁向低碳經濟與社會之長期願景。

    　我國能源政策相關部門為「經濟部能源局」，隸屬於經濟部，象徵我國的能源政策制定需仰賴經濟發展策略，則不僅矮化能源政策的位階，亦有議題順位錯置之譏，與世界潮流背道而馳。相反地，能源政策至少應平行於經濟發展，政府須致力於在有限的能源下發展經濟。面對氣候變遷的挑戰，台灣可選擇消極、被動地應付聯合國要求的溫室氣體減量責任，亦可拿出勇氣和魄力，將氣候變遷視為歷史的機運，積極、徹底地轉型與發展低碳經濟。

    　以與台灣相近的南韓為例，南韓提出開發中國家最積極的減量方案，於二○二○年，將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到較二○○五年少四％，並把振興經濟總紓困金額七九％投入綠色能源，比例高居世界第一；此外，南韓也提出願景，將在二○二○年成為全世界第七大綠色產業國家，計畫在未來五年每年提出ＧＤＰ的二％、一○七兆韓元（約三兆一千億台幣）於綠能領域，其太陽能、風力、燃料電池在全球市場所占比率將達八％，顯然地，南韓嗅到全球變局中的利基，期許化全球危機為南韓產業發展的轉機。反觀我國不盡憂心，在這一波台灣與南韓的差距將逐漸拉大。

    　哥本哈根會議結束後，開發中國家雖然無須承諾量化減排目標，但是已開發國家堅持要求開發中國家的自願減排行動，需符合「三可原則─可量測、可報告與可驗證」，因此，新興工業國如韓國、台灣，將須制定合乎國情且透明的減量行動方案。我國雖已制定出符合世界潮流的二○二○年及二○五○年積極減量目標，但缺乏清楚的減碳路徑圖，如此的減碳行動方案實無法達成減量目標。

    　我國減碳資源貧乏，工業排放量占溫室氣體總排放量半數以上，使得減碳困難度高且成本高昂，政府應致力於籌劃全面性的減碳政策，協助產業順利進入後京都時代。此外，哥本哈根會議後，為將減量責任賦予法律約束性，與節能減碳相關的貿易障礙逐漸浮現，我國應關切這類議題的後續發展，採取因應措施以防範對台灣產業造成的損害。

    　（作者為首任環保署長、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董事長）